对于鼓励内部创业，杨元庆表示，其可以进一步激活内部团队的活力。
创立两家上市公司，这个目标对常人来说有点天方夜谭，但王跃林已经完成了一大半儿。 王跃林，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国有机硅使用胶领域的“大牛”，35岁时就被评为国务院有突出贡献的专家。2009年10月23日，28家公司首批登陆创业板，王跃林就是其中成都硅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硅宝科技，)董事长。他的另一家公司，广州吉必盛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正向着IPO前进，王跃林称“一定要把它推上市”。 王跃林自称“技术派”，如果你称他“王工”肯定比叫“王总”更容易博得好感。硅宝科技的主营业务是硅酮密封胶的研究、开发与生产，同时设计并制造各类密封设备。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另一家公司，因为吉必盛更“技术”。“国家六类高新企业，新材料、新能源、清洁环保，吉必盛占了好几项。”王跃林如数家珍，中国拥有世界第一的硅产能，可生产一吨多晶硅要产生剧*的副产品四氯化硅十几吨，对环境的危害特别大。吉必盛就是利用四氯化硅做原材料生产纳米材料，“和东汽、赛维等国际化大公司合作，吉必盛获得原料不但不花钱还要收钱。” 但王跃林是个“非典型”技术派。他身材高大、性格豪爽、声音洪亮、讲话直接且孔武有力，爱好围棋和篮球，除非必要很少西装革履，更像一位将*。在吉必盛见到王跃林，需要先穿过未完工的厂区，踩着布满扬尘的水泥地面，再进入他不太起眼的办公室。他会诚恳地说，“厂区完工之前先凑合一下。” 这显然不符合人们对技术派的一贯印象——性格拘谨、总是狂热的钟情技术、对细节严谨甚至偏执。 偏偏在大量技术公司挣扎在生存边缘时，王跃林的两个上市公司梦想就要成真了。这个“非典型”技术派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给那些依靠技术创业的后辈呢? 他首先想到的是：“技术创业太难，千万不要有一个关于技术的想法就出来创业。” 说得更直接点儿，“千万别做先烈”，是王跃林的最初创业感悟。这要源于他早年的经历。 1988年，王跃林从四川大学高分子专业毕业，被分配到化工部有机硅研究中心。1992年他和老师跑到广东南海打工，虽然工厂已经销声匿迹多年，但至今王跃林还评价南海那家公司的老板“有眼光”。 当时玻璃胶完全依靠进口，为了将其国产化，这家公司做了很大的研发投入。王跃林和其他开发人员经常48小时不眠不休;没有小型设备，就用大型设备做实验;一批不行就再来第二批。两年后产品研制成功时，实验废料三四十批，仅原料花费就几百万元。可惜，这项技术突破后掌握难度并不大，高投入的研发没有建立技术门槛。 疯狂的复制就此开始。一位工程师就能出去开工厂，甚至一名普通的车间员工都会被高价挖到别的公司做技术员。类似的情况在中国许多产业都出现过，多晶硅最热那几年，业内成熟的工程师年薪竟然高达500万元。 1995年王跃林跳槽到广州白云粘胶厂。因为看过太多的疯狂复制，王跃林决定避开混乱的玻璃胶市场，开发更高端的幕墙胶。这绝对是当时的前沿技术，国产幕墙胶研发成功时，全球也仅有三四家公司可以生产。虽然幕墙胶为公司贡献了不少利润，但几年之后仍难逃被复制的一塌糊涂的命运。 “技术人员创业时，一定要等待技术做得相对成熟再开始。千万不要动不动就瞄准高精尖。”王跃林的话恐怕大多技术创业者很难接受。如果是一个冒险家，自然可以为钟爱的高精尖孤注一掷，但对于大部分创业者，“高精尖”有太多风险，难以承受。王说：“高精尖的东西是大公司做的，除非特别认准，非常有市场，而且投入还不是特别巨大。”他有自己的创新之路——在基础上找差异，而且差异不能太大，否则市场很难接受。“做新产品就是在原来的产品上做一点更改，或者价格更低，或者有所改变，坚持下去系列产品就开发出来了。中小企业无法承受巨大的投入，不太可能引领市场。”其实王跃林并不排斥“高精尖”，只不过他创业的年代，保守是更合适的生存之道。 他还很羡慕现在的创业者，资本的繁盛让技术创业者的想法得以实现。无论硅宝科技还是吉必盛，王跃林都把“和资本结合”看成技术公司的必经之路。 硅宝科技上市时在总销售规模上并不是业内最大的公司，但其它公司运作不规范，混乱的财务让他们输在上市起跑线上。上市不足一年，硅宝科技许多方面已经跃居业内第一。王跃林认为，2015年硅宝科技会成为业内绝对龙头，规模至少是第二名的好几倍。 他对资本有着独特的理解。“虽然有人诟病创业板不够新，但它必须有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公司，全是轻资产的公司谁都怕。” “成为上市公司，就有能力做一些高精尖的项目，可以做一些大的投入。”王跃林说，硅宝科技建立了大的研究中心，还设置了几百万元的人才引进费。虽然上市公司很难再做股权激励，但王还是希望能通过这种方式吸引并留住高科技人才。硅宝科技自上市以来在不到一年时间已经引进了包括财务总监和销售总监在内的高端人才，且还将继续引进高端人才。 “技术创业太难。”王跃林说，吉必盛的创建本身就是个教训。2001年他看准一项技术就成立了吉必盛，以为三五年就能做好。“如果当初预计到有这么多问题，我就不干了。”王跃林说，“如果企业一旦进入很尴尬的时候就会寻找‘应急的办法’，但这往往意味着更大的问题。如果一家公司换两三个模式，基本很难存活。” 现在，他的做法是把最坏的结果想一想。比如项目上马前，先做更详尽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并犹如招股说明书般在第一页写上“风险提示”。 硅宝科技的顺利发展得益于吉必盛的磨难，吉必盛遇到太多问题，直到2008年才度过“死亡期”。而硅宝科技的商业模式没有太多创新，几位创始人都有创业或大公司工作经历，“走的都是别人走过的路，不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探索。” “技术创业者要对创业的复杂性看得更透彻。”但王跃林也困惑，事情想得太透彻反而会畏手畏脚。“我的性格改不了了，有的事情是必须花钱买教训的，跑也跑不掉。” 他用程序来平衡自己不拘小节的性格。比如王跃林可以随时清楚地向投资人解释每一笔钱的用途，这么事无巨细难免让人不耐烦，他刻意为之。“我的很多性格特点，做人会交到很多朋友，可做商业却经常吃亏。”这也是技术派创业者面临的共性问题。 无论硅宝科技还是吉必盛，公司每个决策都按上市公司要求规范的走完。“谁说了都算和谁说了都不算，对公司来说是最可怕的事情，民主的决策一定要走完。”他说。“走程序绝对不能扯皮。”繁琐的程序在王跃林的豪爽性格下有所变通。“不能因为程序繁琐影响公司运营，实在不行就少数服从多数”，他会把程序限定在某个时间内完成，既然开会讨论就要出结果。 意外收获是，这样的流程给了项目执行者更宽松的空间，否则“做得好应该，做得不好担”，任何人都畏手畏脚。现在硅宝科技平时由总经理王有治打理，王跃林乐得做“甩手掌柜”，为了更好地规范和发挥董事长的作用，硅宝科技还专门制订并发布了董事长工作细则，这在国内上市公司中为数不多。 等到吉必盛上市，王跃林就能“做点别的事情了”。做科研、做导师，王跃林都想过：“到时候肯定不在第一线，说实话，在中国做公司第一线还是太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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