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极泰来”这一富有辩证思维特点的词汇，常常与“苦尽甘来”等词汇一起被用来鼓励人们从容面对逆境。但是，何谓否？何谓泰？在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周山看来，读了《周易》后，才真正明白“否”与“泰”的本义，知道“否极泰来”源自“泰极否来”，是《周易》中的忧患意识的衍生品。以下是他在第二届上海易学高级论坛的演讲。
在日用而不知的日常思维活动中，“否极泰来”这一富有辩证思维特点的词汇，与“苦尽甘来”等词汇一起为人们所熟知。但很多人对于何谓“否”、何谓“泰”的认识，远不如对“苦”与“甘”那样清楚，只知道这是对身处困境中的人的激励之辞。在我看来，只有读了《周易》后，才能真正明白“否”与“泰”的本义，知道“否极泰来”源自“泰极否来”，是《周易》中的忧患意识的衍生品。
忧患之思贯穿于《周易》全书
《周易》是在周文王还是西部地区周部落领袖，因为“德高盖主”而被商纣王囚禁于羑里时，在古易《归藏》的基础上重新编写的一部治国大纲。战国时代的《易传·系辞》作者推测《周易》的成因时，这样言道：“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意思是说，《周易》中的忧患之思，源自于作者被囚禁于羑里的忧患处境。
事实上，忧患之思贯穿于《周易》全书。《周易》中的六爻重卦，由下往上分为地、人、天三个层次。初、二两爻为地爻，体现“地道”；五、上两爻为天爻，体现“天道”；中间的三、四两爻为人爻，体现“人道”。而忧患意识就是“人道”的重要内容。
忧患是一种生存状况，忧患意识是对这种可能发生的生存状态的防范预警。以《乾》为例：初、二两爻为力量积累期，其中初爻为自我积累阶段，九二为借助外在力量积累阶段。九三、九四是事业发展期，其中九三为事业发展的初始阶段，九四为事业发展的高峰阶段。忧患意识，存在于事业发展期的始终，是事业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乾》卦的九三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意思是，白天勤勉做事，晚间怵惕思省，就不会有灾祸。这里明确指出，除了需要“终日乾乾”的工作态度，还需要“夕惕若厉”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可以有效避免失误。随着事业的发展、地位升高，九四爻靠近“九五”之尊，有如登临高山之巅，此时的忧患意识必然更为强烈，远甚于“夕惕若厉”。“或跃在渊，无咎。”这是在“夕惕若厉”基础上的进一步表达。“或跃在渊”，亦即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是位极人臣、事业处于高峰期所必须具有的忧患意识，这是高位者避免失误的有效保证。倘若此时得意忘形、利令智昏，难免跌落万丈深渊，万劫不复。
《周易》六十四卦是对六十四种物类发生发展终结规律的揭示，不同物类所展示的忧患意识，其表现方式也各有不同。例如，《噬嗑》是关于“用狱”的卦，其中的六三、九四两爻辞，就分别以“噬腊肉遇毒”“噬干胏得金矢”为喻，阐述了审理案件过程中的艰难性，法官不仅需要刚毅、无私，还需要多一些忧患意识。这是确保案件审理过程中不出错（无咎）、艰难的案子也能完美结案的必要条件。《渐》卦是以鸿雁成长为喻，阐述人生循序渐进的一般规律。其中九三、九四爻辞，讲述了渐渐成长的鸿雁登上陆地之后，面临新的生存环境需要保持的忧患意识。“鸿渐于木”，即择木而栖，是具有忧患意识的鸿雁的必然选择。由于有了忧患意识，“多凶”“多惧”的第三、四爻，结语多为“无咎”。
忧患之思，存在于人的成长过程中，存在于事业的发展过程中。为了更健康成长，为了更快发展，需要忧患之思。就《周易》六十四卦整体而言，忧患之思的最明确表达，是在《泰》《否》两卦的排列次序上：《泰》卦位列第十一，《否》卦位列第十二。由此，我们不仅从《泰》《否》两卦中，可以清楚地触摸到“泰”“否”的真正本义，而且先《泰》后《否》的排列顺序也有着深刻的含义。下面，我将分别对《泰》《否》两卦进行分析。
“天地交”，是为“泰”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分量可能最重。不仅履道含和，生物亦离不开和。而最大的和，莫过于天地之和。天地如何和？《泰》卦卦象作了形象表达：下乾上坤。乾为天，坤为地。在上之天降于下、在下之地升于上，天地交融、阴阳和合。这种天地和合化生万物之象，名之曰“泰”。
天地之所以能够化生万物，是因为天之性为阳、地之性为阴，一阴一阳，交融激荡，化生万物。
《泰》卦卦辞用“小往大来”这四个字，揭示乾下坤上这个看似与自然现象颠倒的卦象。小往，是指象征“地”的经卦“坤”从下位前往了上位；大来，是指象征“天”的经卦“乾”从上位来到了下位。居上位的天屈尊下降，居下位的地平步青云，天地阴阳交感而化生万物，使得万物皆能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个天地交融的局面，就叫“泰”。泰的意思是通畅，并且不是一般的通畅，而是最大的通畅。所以，古人又往往将“泰”与“太”通用。
由自然之“泰”，推及社会之“泰”，天子、国君礼贤下士，以民为本，以民之所欲为己任；贤能之士汇聚于庙堂之上，谋略政治，策划经济，君臣一心，君民一意，这个局面就是几千年来老百姓一直企盼的“国泰”。孟子主张“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也是希望开创一个“国泰”局面。然而，在封建社会里，天在下地在上、君在下民在上的局面，只能是少数知识分子理想中的空中楼阁。周文王是政治家不是空想家，他构想中的“小往大来”式的理想社会，只是一种观念上、政治理念上的设想，是希望后来的统治者不要高高在上称孤道寡，而是要注意与下属、民众多沟通思想，多考察民情，对症下药治国施政，才能社会和畅。
“天地不交”，是为“否”
《否》卦卦象为下坤上乾。地在下，天在上，不符合天中有地、地中有天这一“和实生物”的自然法则。所以，《否》卦表达的是如何应对不和合的环境，如何消解不和合，一步一步地走向和合，完成否极泰来的转化。
《否》卦卦象上下不交融、不沟通：“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天与地之间不交触，万物就不能生育成长；君王与民众不沟通，社会就不会井然有序。这就如同内心阴柔外表阳刚，明明是小人心肠却装出君子的模样，是一种极其不正常的状态。这无疑是一种贤路闭塞、“小人道长，君子道消”的非人间正道的局面。在这样一种社会状态下，君子的正直行为必然会受到打压，整个社会都将呈现出贤能之士纷纷离去、心地阴暗的宵小之辈趋之若鹜的局面。这一种局面，就称之为“否”。在政治社会里，表现为上下级关系不通畅，人才进路不通畅，民意上达不通畅，等等。
撰写《周易》的姬昌，就身处这样一个社会之中。困在羑里撰写《否》卦时，其刻骨铭心的亲身感受，自是非同一般。
如何扭转这种不通畅的局面，使之恢复到贤路通畅、上下和畅的局面？周文王对否极泰来的转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加以分析。
第一阶段，不和合的情况刚刚形成。上下阻隔不通，贤路闭塞，民情难以上达。虽然也用“拔茅茹，以其汇”的譬喻，此时的相扶相助，不是上下一心的紧密关系，而是基层民众、包括仍处在民众中的贤能之士的力量蓄聚，以及相互之间的守望相助。这一个譬喻，重心在对那些尚处于底层的贤能之士的告诫，因而对这一譬喻的断辞是“贞吉，亨”。贞，是与民众紧密团聚的动机纯正，不是为了自己的前途私利，而是为了积聚人脉，为上下失和的局面转变成为上下和合的局面积聚正能量。
周文王为什么要在上下失和的局面下，向那些贤能之士强调与基层民众团结在一起时要端正动机呢？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趁火打劫、谋取私利的“贤能”之士并不少见。这些动机不良的“贤能”之士，蛊惑民众、制造混乱，不仅不能给上下不和的局面转化为上下和合的局面提供正能量，反而会使上下不和的局面加速走向深渊。
当贤能之士与民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试图扭转上下不和的局面初见成效之时，如何为上下不和的“否”翻盘而成上下和合的“泰”打下更坚实牢固的基础呢？“小人吉，大人否”，这一时期处于下位的贤能之士，应该在与民众密切联系的基础上，从民众中汲取养料，寻求帮助，千万不要脱离民众，去做“利见大人”的美梦。
第二个阶段是社会不和合状态严重，同时也是向和合转化的发轫期。不和合状态严重之时，即便已经积聚了相当的力量，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贤能之士仍须小心谨慎，要有忍辱负重的心理准备。在“否”势严重的局面下，“包羞”（容忍耻辱）是对于能否成就大事者的一个严峻考量。姬昌因其德才出众而受到商天子帝乙的器重，而将女儿下嫁给他。当殷商进入纣王时代，上下失和、“否”的局面形成，纣王唯恐姬昌作乱，将其囚禁于羑里。因为扭“否”为“泰”的时机尚未成熟，他甘愿承受囚禁之羞；他知道商纣王一手制造的“否”局一定会被扭转，便在羑里狱中静下心来，为子孙后代编写一部否极泰来之后的治国大纲，于是便有了《周易》的诞生。
春秋时期的越王勾践在吴国的“卧薪尝胆”，也是一个“包羞”的成功范例。“西伯”姬昌是以诸侯的身份去天子那里接受囚禁，越王勾践则是以诸侯国国君的身份自动到另一个诸侯国国君那里侍奉，其羞耻受辱程度远甚于姬昌。
“包羞”只是权宜之计，因为挨过晚上最黑暗的时辰，黎明就要来临。这种转换的关节点，是在最黑暗的末梢；时机来临，就要及时抓住，不能白白流失机会，延长痛苦的“包羞”。
“有命无咎，畴离祉”，说的就是由“否”转“泰”时机来临时的适度把握。顺应自然，及时奋起，为废除上下不和合的政权，建立上下和合的新社会，是不会有错的。周文王在写这一爻辞时，既是对一般规律的阐述，也是对即将来临的推翻严重失和的纣王政权、建立新的周王朝的行动充满了信心。采取这一符合自然规律的行动时，应携手同患难的志士仁人，上下团结一致，才能确保否极泰来新局面的实现。
第三阶段是“否”的局面终结期，“休否”，不和合之势得到了遏止，经历了长期的“否”之后好不容易迎来安泰。作为主持安泰局面的君主，一定要让才德之士居于各个重要岗位，辅助政治，才会吉祥。在这样一个万象更新的时期，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处于刚刚“新桃换旧符”的新朝开张之际，务必心存惕怵，居安思危。倘若心存“我将亡，我将亡”的忧患之思，刚从不和合不开明转化而来的和合开明之局，就能像根深叶茂的桑树一样不可动摇。周文王的这一忧思，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一直起着座右铭的作用，成就了许多英雄。但是，也有一些刚刚出否入泰的人，忘掉了或者原本就不知晓周文王的“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之忠告，成为功败垂成的失败者，如明末的李自成，经过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战争，好不容易直捣明朝京城，逼得崇祯皇帝悬树自缢。但是，进京之后，他所在的领导集团马上把精力投入到生活享受之中，全无一点点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以致很快就败退出京城，再次沦为流寇，在明王朝的残余势力与外族势力的合力攻击下，遭遇了灭顶之灾。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行将终结“否”局、入京建立“泰”局之时，头脑清醒地在北京城外召开了一个核心领导人会议：不做李自成第二！这个进城之前的临时会议主题，正是周文王讲的“其亡其亡，系于苞桑”。由此，确保了中国共产党进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上下和合的安泰局面得以长久保持。
周文王以“先否后喜”作为结束语，意味深长，是“系于苞桑”思想的进一步展开。由否转喜之后的喜，是发乎内心的喜，但不是无忧无虑之喜，而是保持着忧患意识的喜，是忧喜与共的喜。先秦时期的孟子，曾经说过这样一番话，可以看作是他对周文王的“先否后喜”说的一种解读：“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在他眼里，人生经历“否”境，不是坏事，而是创大业、成大事的必要条件。
“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任何一个朝代的开创者，都怀有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刚刚从前朝腐败统治者手里夺下政权的新政者，因为亲身经历了一个社会由否转泰的过程，头脑里那一根忧患意识的弦，始终绷得很紧。但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政权交接，“系于苞桑”的忧患意识渐渐淡化。忧患意识的淡化以致消失，直接的后果就是肆无忌惮的腐败。腐败走向极端，再次“倾否”，重演政权更迭。
先《泰》后《否》，警钟长鸣
《周易》中先《泰》后《否》所蕴藏的忧患意识，不仅影响了周王朝一代又一代的统治者，也影响着此后三千年各朝代的统治者，更影响着那些在仕途经济道路上自强不息的成功人士。“泰极否来”是一条自然规律，历史上的朝代更迭，商人家族“富不过三代”等，都是对这一规律的真实写照。可见，泰极否来的忧患意识，在中国历史上，尤其科举取士之后一千三百多年历史上，对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有着多么重要的价值。
《泰》卦乾下坤上的“小往大来”所蕴含的和合为泰的道理，对于当今中国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共产党将“为人民服务”作为宗旨，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共产党的干部将自己摆在“公仆”的位置，正是乾下坤上为“泰”的具体表达。同时也告诉我们，上位者不仅姿态要放低，思想即心也要深深地扎根于社会基层民众之中，要像茅草的根须那样紧密地缠绕在一起，形成真正的和合状态，这是“国泰”的社会基础。而各级政府的忠于职守，对中央各项政策的不折不扣的贯彻落实，是“国泰”的重要保证。
当然，在整体上呈现上下和合的“泰”势之当代，并不排除局部区域或个体“否”势的存在。正是这些“否”的存在，这些“否极泰来”的奋发图强，推动着整体上的“泰”势的稳定与发展。现在那些耳熟能详的明星企业、成功人士，大多经历过一个否极泰来、浴火重生的考验，也更能体会“泰”的来之不易，产生“泰极否来”的忧患意识。
《周易》中的先《泰》后《否》的安排，无疑是中国历史上一座长鸣的警钟，不仅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而且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遗憾的是，在当代辞典里，我们只见“否极泰来”词条，却不见更具有现代意义的“泰极否来”词条。今天，我们仍然需要“泰极否来”的忧患意识，唯有如此，才能实现长久的国泰民安。
周山 上海社会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周易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周易研究会会长。长期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代表著作有《中国逻辑史论》《近现代的先秦名家研究》《周易文化论》《读易随笔》《周易的故事》《中国学术思潮史》《周易教程》等。（作者照片由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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